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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际交流 进一步彰显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发布时间:2012-11-23 | 信息来源:陈晓青 | 作者:陈晓青 | 浏览次数:4702

  民建淮南市委会  段昌富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二、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执政联盟的关系

  党派联盟指的是在一些国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或政治派别为了共同政治目的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各个政党组建联盟后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政治特征。

 西方多党制国家里有时也会出现所谓的“执政联盟”。一个政党因其难以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单独执政的法定多数,而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争取获得法定多数,组成联合内阁。联盟中相对大一点的党在组阁时占据重要位置,如首相、总理等,拥有较多的部长,但不意味它领导其他的参加联盟的小政党。这种联盟往往都是为竞选的需要临时的松散的结盟,合作程度也是有限的,彼此间都有分歧和矛盾,只是权宜的结合。倘若这些分歧和矛盾一旦激化,政府的重要政策、议案就有可能得不到议会的多数支持;反过来,对政府弹劾案、不信任案倒容易被通过。这时政府、内阁就会出现危机,改组、重组甚至总辞职在所难免。

 最为典型的是“二战”后的意大利,从1945年6月至1987年这40年间换了四十七届政府,平均任期不到一年,最短命的只两个月,最长的不过二年零十个月,为此有人写了一本书,叫《没有政府的意大利》。

 再如,今年以来,由于欧债危机持续问题,欧洲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希腊议会选举中,新民主党得票率领先于其他政党,激进左派联盟取代了执政联盟的另一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简称泛希社运),成为得票第二高的政党,泛希社运党列居第三。根据宪法,由于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党联合后的议席总数未过半数,排名前三的政党将各自有三天的组阁时间,拉拢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如果无法组成联合政府,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希腊将重新举行大选。

 在荷兰看守内阁中的两个联合执政党——自由党、基民盟在与基督教联盟、六六民主党和左翼绿党三个在野党为了使荷兰免受欧盟处罚而达成了减赤和2013年预算协议后,但根据民调显示,如果荷现在举行议会大选,将没有可能组成一个占议会多数的执政联盟。

 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执政的保守党和自民党联盟遭遇挫败,丢失大量地方和市政议会以及市长席位。

 在德国北方两州地方选举中结果显示,右翼执政联盟“丢失了大片阵地”。

 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中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败北,而左翼的社会党胜出。

 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领导党的多党制是多么地脆弱和不稳定,而我们的多党合作因为有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坚强领导,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党派联盟。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政治基础,以“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这种党派联盟是长期的和稳定的,并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发展。

 共产党在政治上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是我国政党制度最根本最显著也是最关键的特点和优势。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党的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政局要继续稳定,就必须首先稳定党的领导这个格局。我国政党制度其他种种特点都是由这个最大特色所决定,如:执政党不轮替,执政党只有一个,多党合作不是联合执政,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等等。参政党既不是参与执政的政党,更不是联合执政的政党。

 中国各民主党派深知: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从共产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成为执政党,过去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此结束了。他们根据各自走过的历史道路得出共同的结论: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诚心真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即使经过十年浩劫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过,“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三、加强党际交流,进一步彰显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有一定的独创性,有着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特点和优点,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党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毋庸讳言,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力还远远不够。

 2006年9月在韩国召开的第四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与以往的三届一样,没有中国的任何一个参政党参加,其原因源自会议要求是“国际会议的主要成员为各国的执政党,或者为合法的在野党”。因此无论采取哪一种政党制度(一党制,多党制等),亚洲许多国家每国派了多个政党的代表参加会议,第四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甚至是由当时韩国的执政党与最大的在野党联合主办。在这么一种国际共识下,中国的参政党,本可以与各国政党之间直接交往,但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这个平台上,因为对政党理念的不同认识,因而是没有合适方式的。因为中国的参政党,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在野党。第五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2008年10月于巴基斯坦召开,该会议是二年一次召开,到目前为止,其工作会议讨论过其他国家参会政党的变化,但没有讨论过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参会可能,而中国参政党已经定义了近二十年了。

 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宣传,使我国的政党制度得到国际理解和认同。早在1992年,江泽民就提出:“要通过广泛宣传,让国内外的人们了解这种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贾庆林也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报告中提到:“进一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了解和理解。”为了让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这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宣工作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任务、新部署。而要完成这个任务,现有的外宣观念和体制必须有一次跨越式的“版本升级”。

 (一)加强并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

 西方的政党制度是竞争性的。执政党和那些有可能取而代之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后者一直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把执政党拉下马,以便上台执政。他们各党之间的党际关系充满竞争,充满对抗。中国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我们的党际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协商关系。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和组织形式。中国各民主党派是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主要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直至服务社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协会议上及其各种有关活动中得到体现。

“协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方式或者叫政治行为文明,始终贯穿于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各个方面的全过程。各民主党派在呈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在调研报告中以及在大小型座谈会谈心会上的发言,都以协商的精神,协商的态度坦诚相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里反对党、在野党在发表“政见”时以责难、对抗的态度向执政党发难,力求引起“轰动效应”,力求使执政党处于窘态、窘境,为将来最终把执政党赶下台作好铺垫。

“协商”也体现在民主监督的始终。这种监督形式十分多样也可以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可以参加由统战部统一组织的或参与政协组织的各种监督活动,或者党派自己在考察、视察、调研基础上写成提案,通过政协转有关部门促办。这种协商性的监督有人叫它为“柔性监督”,已作为我国政治行为文明的特色。

 中共中央在召开重要会议之前或在准备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有关党外人士参加。如,中共中央在决定要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同一天,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意见,为一个多月后即将召开的大会听取各党派意见。会上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发了言。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中肯定“大家的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做好下半年工作、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很有帮助”,还表示“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现在海内外的一些政治学学者根据我国政治活动的实践,而且参考古今中外相近似的情况,提出了“协商政治”这个新的政治学概念是不无道理的。

 (二)扩大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各类政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坚持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政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为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首先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友好关系,迅速开创了对外交往的局面。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的对外交往方针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但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还与许多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建立了联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就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基础上,同一切愿与中共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截止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交往格局。它们当中既有执政党、参政党,也有重要的在野党和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政党;既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有社会党、工党和自由党、人民党、保守党;既有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党,也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等政党国际组织也建立了联系。

 如今,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已经建立起大国大党机制化交往、政党高层对话、政党多边论坛、治党治国理论研讨等众多交往形式。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政党高层对话,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不仅为中美政党机制化交往开了个好头,而且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样始于2010年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是近年来中共利用党际交往渠道,主动寻求对外接触和对话的又一尝试。2011年5月,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召开,19个欧洲国家的80多名政党领导人来华出席,期间中共与30多个政党坦诚交流,寻求理解合作。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程度正不断加深。这种发展变化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调整自身定位的必然结果。随着近年来中共对外更加开放,交流更为积极,其自身的国际形象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不仅拉近了其与国际的距离,也回应了外界的关切,有利于减少外界的误解。

 (三)放手民主党派与世界上各类政党之间的交往

 各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组成部分,无疑是我国政党外交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主体。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是我国政党制度构成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我国政党制度国际宣传的必然要求。

 而当前各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外交的实际情况是,虽然也参与中共的政党外交,但总体上数量较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对外交流交往更少。在为数不多的出访中,致公党因其历史渊源关系占据了绝大多数,更多党派的出访几乎为零。

 2000年9月初,中国致公党代表团访问菲律宾,参加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成立100周年庆典活动。2000年12月,中国致公党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与旅哥中国洪门民治党进行交流。2002年5月,中国致公党中央代表团访问巴拉圭。2002年10月,中国致公党代表团访问波士顿。2005年,致公党中央派出9个团组先后访问了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奥地利、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2006年5月,中国致公党代表团访问意大利。2007年5月,应韩华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的邀请,致公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韩国。2007年9月7日至17日,应加拿大洪门民治党总支部和美州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总会联谊会的邀请,中国致公党中央代表团赴加拿大、美国访问。2008年3月,中国致公党代表团与巴西洪门协会交流。截止目前,中国致公党与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2003年11月,民建中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巴西、乌拉圭三国。但此次出访旨在推动相互间经贸发展,拓展合作渠道,寻求合作商机,不是政党之间的国际交流。

 2004年6月,民革中央代表团访问加拿大,与当地华侨进行联系。

 2005年10月,台盟代表团访问美国,主要是和海外台胞交流。2007年7月,台盟中央代表团访问巴西,用的是“两岸台胞交流访问团”的名义,与巴西、巴拉圭及阿根廷的台胞和侨胞进行沟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也有率人大代表团出访的,进行的是人大与国际上各国议会的工作交流。

 同时,各民主党派参加攻国际性政党会议的数量也很少,即便是在中国举办的政党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2004年,第3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8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开幕式,且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并列。可是2010年,在昆明举行的“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而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力量——8个民主党派,却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这对于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各民主党派的情况显然是不利的。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和《当代世界》(2007年第1期)杂志发表了吴琳的文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不断发展中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其中说道:“历经四届会议,今天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几乎容纳了亚洲地区的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参与其中,已逐步成为各类政党间沟通合作的重要多边舞台”。文章中使用“合法政党”这样的措词,在中国参政党没有参加该国际会议(指2006年9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四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情况下,是不利于解释中国参政党政治地位的。

 2002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强调“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这些重要论述阐明是对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进一步诠释完善。可见,在参与政治生活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主体,在政治上是与中国共产党平等的政治党派,并代表该党派的政治利益。

 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在政党外交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从我国政治生活实际参与者的角度,向国际社会说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介绍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情况,以及我国现阶段协商和票决两种民主形式。向国际社会积极介绍中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理念,多渠道、全方位介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就涉及我国主权和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与支持,这种现身说法更具说服力,可以发挥释疑解惑、争取人心、增进共识的作用,更能阐明我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更有利于纠正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偏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因此,中共要特别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社会制度优越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情况的国际宣传作用,放手让民主党派以各自名义单独出访,配合和襄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外交,为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辐射力和影响力而做出贡献。

 (四)构建中国共产党与港、澳、台各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当代中国,广义的政党关系,不仅有大陆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应该包括大陆各政党与台、港、澳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港、澳各政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随着2005年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中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中国亲民党建立较为畅通的联系渠道的背景下,当前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政党关系仅指在大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尤其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7年11月15日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前言中出现了重要的会引起重大政治问题的话语,“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没有包括目前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政党状态,更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党状态。

 在祖国统一进程中,“港台”的政党对我国传统的政党制度提出了挑战。

 目前我国的政党制度与政党关系主要是就大陆境内的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而言。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得以实现,在香港已经出现了地区性的政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存在着诸多政党。如果在地理版图上忽视了“港澳台”,那是很大的政治问题;同样,在政党制度上不能包容“港台”政党,也是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政党制度的概念内涵与使用上如何合理吸纳“港台”政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内容的一个重大挑战。要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丰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把“港台”的政党问题纳入到“一个中国”的政党制度框架之内,而不是排除在外。

 作为政府文件,白皮书的上述表达是不够严谨的。目前的祖国统一进程还没有最后完成,政府白皮书预期祖国统一之后的政党状态,应该还是这个基本政党制度,对此在大陆还没有公开的讨论。因此,中共应该要重视与港、澳、台各政党之间建立交流与对话。

 1、构建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澳门政党及社团的互动关系

 香港的政党粗略可分为两大类:①亲建制派:政治上紧随北京政策,经济事务上通常倾向照顾低收入人士,以民建联、工联会为代表。自由党有时也被视为其中一员。②泛民主派:政治主张通常较激进,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全面普选。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以限制大资本势力,维护中小资本利益、维护基层市民利益相号召,以社民联、公民党为代表。

澳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政党。如果从选举的发展史来说,澳门在华人地区是比较早的,从1976年开始就有了立法会直接选举,早于香港和台湾。可是一直以来都用社团来参选,于是社团的角色染上了政治色彩,甚至拥有了西方政治体系当中政党的影响力。澳门带有政治性质的团体包括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新澳门学社、澳门繁荣促进会等。

 随着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两地都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也开始显现。随着香港将于2017及2020年落实双普选,香港未来实行政党政治将是无可避免的问题。而澳门社会上要求尽快修法推行普选的声音空前高涨。2011年11月27日,澳门街头时论节目“澳门论坛”讨论政改,就不时擦出火花。新澳门学社成员、立法议员吴国昌在论坛上重申,要求澳门实行普选。

 面对两地的诸多政治诉求,作为中央政府理应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内地与两地人民的沟通。

 如2005年9月25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率领的立法会议员珠三角访问团到广东四市参观访问。2008年7月4日,由范徐丽泰为团长的赴川访问团赴川考察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受灾情况。2009年5月15日,由曾钰成率领的香港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与环境事务委员会访问团参观访问广东三市。2012年4月30日,中国评论通讯社与《中国评论》月刊举办《香港政党政治发展及其影响》思想者论坛,邀请香港政党人士、学者及时事评论员,探讨香港未来政党政治的走向。

 再如2006年11月28日,由澳门妇联总会和澳门街坊总会成员组成的访问团在妇联总会副理事长黄敏儿的率领下考察了宁波社区。2011年7月底“关爱四川行”澳门菜农合群社青年代表团在成都市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2011年8月5日,由澳门青联、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街坊总会和澳门妇联总会成员组成的澳门社团青年交流团到湖北宜昌开展访问活动。

 虽然内地与两地进行了许多良性的互动,但是作为政党,中共以政党的名义和身份与两地的政党及社团的互动较少,应该建立起以政党的名义与两地的交流,增强互信。

 2、构建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政党的互动关系

 现阶段,真正能在两岸交往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台湾党派主要是代表“泛蓝”的国民党和代表“泛绿”的民进党。就目前情势而言,国共两党交流热络频繁,而共、民之间互动甚少。可见,两岸党际交往是不完善的,政党互动关系架构还没构建起来,这不符合两岸交往大局。

随着台湾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政党轮流执政成为常态,只与某个或某些政党交往对于最终解决两岸问题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两岸交往应该放眼于包括主要党派在内的所有政党,对各政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应当等量齐观。惟此,两岸交往才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两岸关系也才会更加稳固。

两岸政党互动是大陆一贯坚持的主张。大陆根据台湾政治的现实和两岸交流的实际需要,因时制宜制定了合情于理的对台政策。1995年1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一文(江八点),明确主张:“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这表明大陆已经注意到台湾的政治现实,也是第一次以书面形式、用正式文件表达与台湾各政党来往、交往的意愿,建立两岸政党互动关系已出现端倪。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总书记再次郑重表示:“对于那些曾经主张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我们也热诚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我们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停止‘台独’分裂活动,不要再与全民族的共同意愿背道而驰。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

由此可见,建构两岸政党互动关系重要前提就是——两岸政党要有坚持一个中国的事实存在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共识和共同愿景。承认一个中国的事实存在,不仅是开启两岸各种交流的前提和基础,还可以一是给两岸政党互动划定了界限,即在一个中国框架下进行,避免了对此再次定位等一系列纷繁复杂之问题;二是符合两岸关系现状,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太多苛刻条件;三是这符合开启两岸政党互动的宗旨。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共识,是开启两岸政党互动的现实条件。因为它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任何政党及个人都不可能违背或扭转被两岸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认同和接受的当代世界潮流。所以,它应该也是必须作为两岸政党互动关系建构的必备条件。只有这样,两岸政党关系才有可能拉近,两岸政党互动关系才有可能构建。

 (五)搭建各民主党派与港、澳、台各政党及社团之间的联系

 各民主党派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传承,也是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纽带。

 如民革与原来中国国民党之间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根据国民党员、海外华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十分尊重世纪伟人孙中山的情况,把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作为联系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纽带,通过邀请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参加有关孙中山的各种纪念活动和研讨会、座谈会,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弘扬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增进共识,促进友谊,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中国致公党与海外洪门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努力做好海外洪门中爱国人士工作,做好获准注册并在当地有良好社会形象与声誉的合法洪门团体工作的同时,加强对台湾岛内洪门团体的了解,积极开展对拥护祖国统一的岛内爱国洪门人士的团结联谊工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海外形成广泛的反独促统力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可发挥广大台盟盟员与台湾岛内群众割舍不断的亲情与乡情的优势,紧紧围绕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以争取台湾民心为重点,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邀请接待海内外台胞,与他们就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问题交换意见;关心在大陆的台商、台生经营、学习情况,定期走访慰问,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协助政府部门落实惠及台胞的政策措施,维护台胞的正当权益,使台商、台生对祖国大陆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影响广大台胞,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局面。

 各民主党派汇聚了包括广大台胞台属和归侨侨眷等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和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术、社会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注重发挥民主党派专家学者自身的优势,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具有血缘亲情、世谊故交和袍泽学友关系的优势,通过探亲以及接待回国探亲亲人的机会,用亲情、乡情为纽带,唤起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和家乡的眷念之情,增强海外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从而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四、结语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7年11月15日发表了1.5万字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了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

 但中国的政党制度在国际上却受到攻击,许多西方不少人士常常认为中国很专制,一党集权,这是因为①中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民主国家有很大差异,大多西方人士对具有特色的中国政党制度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尤其西方国家骨子里有对自身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感,如美国,就不断在全世界推行它的价值理念,他们认为与他们不同的中国政党制度不如他们。②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失误,如大跃进、“文革”这些影响极坏的运动,容易授人以柄,被西方人士认为和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关。③各民主党派本身的软弱,也是造成国外对中国民主党派作用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在西方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完全是做样子给外界看的。

 因此,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它的运行机制和对中国特色民主的促进作用,以增进国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上的一个全新的政党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充分调动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避免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带来的弊端,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为了让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党际交流,包括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与世界各国政党之间、与港澳台政党及社团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各民主党派与世界各国政党之间、与港澳台政党及社团之间的交往,以彰显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